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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

作为出版家的刘硕良先生，已不缺我的誉美——他穷尽一生所专注建构的出版大厦，容纳了一连串令人叹为观止的展厅。在以“漓江”命名的展厅里，我们只需瞧瞧这些单元：漓江现象、外国文学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青年外国文学》《诗海——世界诗歌史纲》《外国名作家大辞典》……就知道此人生命的基底不同一般，竟然可以连奏成串的强音，并且一直闪耀。在他的新书《与时间书——刘硕良口述回忆录》问世之际，我在时间漏斗里筛出的宏大叙事面前，想打捞些许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也许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让这位出版家形象更加跃然纸上。

“你别看他在外面总是雄赳赳、浑身使不完的劲儿，一回到家，就累得躺倒在沙发上！”说这话的是刘硕良夫人黄丽清，大家都叫她黄阿姨。1991年我初到漓江出版社，在校对室实习了两个月，与黄阿姨同事。黄阿姨笑意盈盈，待人接物脾气好但有边界，是梧州生长的佛系女子，日常爱好是搜集各种花色的布头。为此，我曾陪她去过桂林的百纺商城“扫货”。过了没多久，她不知为何就认定说，张谦，你以后会是个好编辑的！说得我当即心生愧意，当时去留不定的心事，就像青春期脸上不时冒出的青春痘，会随时侵扰心神，令我做不到像刘总那一批编辑带头人那么拼。然而我偷偷琢磨过刘总给“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画的版式，好几本书摆在一起，目录怎么编，辑封怎么分，字距行距的规划，各级标题怎么分层次，以至细到单篇译序专门区别开来的署名字体，以及右缩二字的署名位置，怎么看都和谐，甚至能体会出整体内在的韵律美——确认出自编辑实务专家之手无疑。

刘总工作起来挺严肃，小眼睛一瞪，湖南“霸蛮”腔一扯，怪吓人的；既主外也主内，他说什么黄阿姨都听。但有一点，刘总从不跳舞。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跳交谊舞。有一阵儿，参不参加单位组织的交谊舞晚会，俨然成了衡量年轻人有没有集体观念的标准之一。可是社里设在家属大院里的舞会实在有些尴尬，常常是人在楼下小球场上跳，各家夫人在楼上窗边嗑着瓜子不错眼珠地瞧。刘总哪敢跳舞呀，好像也不是会跳舞的人。谁都知道，刘总两口子爱打卫生麻将，这似乎是刘家唯一的娱乐活动。

说我去打牌不如说去看打牌，说我去看打牌，不如说我去看打牌的人。久而久之，刘家就开上了我们的玩笑。刘总和黄阿姨对我和黑鸟说：“你俩快结婚吧，一结婚，我家这个名贵的盆栽就送你们了！”我心想不就打个牌吗，就把我婚事给安排了！那盆栽高大茂密的样子我还记得，名字却忘了，因为抠门儿“老地主”的诺言压根儿就没兑现过。不过刘总还是送过我们礼物的，那年他出差从深圳回来，交给黑鸟一包“迷你老婆饼”，小老头还是蛮风趣的。

2004年国庆黄金周，我们成功把工作狂刘总连同黄阿姨连哄带骗拉去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疯玩了一趟。那好像是他从业几十年来，唯一一次把时间花在全家旅游上。我一路负责管账，安排舟车、食宿、游玩项目，黑鸟负责陪吃陪聊陪玩。10月的草原已经看不到什么草地了。我和黄阿姨平生第一次骑上马，黑鸟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都是欢笑到模糊的样貌，老少两位女士不约而同就想上演纵马狂奔的戏份，这可实实在在把刘总惊吓到了！后来才知道，摔伤过腿的刘总上马之前已经埋好了伏笔，偷偷塞给他的马夫50块钱，说“你牵好我的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慢慢走，不着急”，什么叫谋篇布局和算无遗策，从此领教。那一次的黄阿姨，让我终于看到了收集花布头之外的奔放和快乐。后来黄阿姨还不时回忆，似乎惦记过再度一起出行，可是人生有时是个冒失鬼，莽莽撞撞就用试跑跑完了全程，我们再也没一起旅行了。

刘总爱吃桂林米粉，是黄阿姨嘴里说的“粉虫”。八十岁上，刘总从南宁来桂林，还让我开车带他去慕名已久的机场路边上的一家粉店。老先生可精了，他不吃完整的三两米粉加一个卤蛋，特地让我分成两次买，一次是二两米粉加一个卤蛋，另一次是单独的一两米粉。他说只有这样，米粉的佐料才拌得过来，吃起来才有味道。

九十高龄的刘硕良先生仍然歇不下来，笔耕不辍。我常想，刘老师您不累吗，累了就歇歇吧！可是，出版，正是他一生都想做且在做的事，他抓得紧紧的。

愿他喜享遐龄，乐在其中。